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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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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词品与人品

■ 杨磊

“心声心画”是中国传统文论中聚讼不休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两宋之交重要词人朱敦儒,其《樵歌》的清绝词品与其晚年依附秦桧的政治波折常常被结合起来,成为一大公案。以朱敦儒的生平经历为纬,通过具体词作梳理其真实的心迹,对我们正确评价这位词人,以及理解“心声心画”这一话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两宋之交代表词人,因独特的风格以及不俗的成就,在宋代词坛上占据一定的地位,现有词集《樵歌》(又名《太平樵歌》)传世。他是宋代少有的,以词作完整地展现一生波折的词人,淋漓地披露了文人在动荡变幻的时局下的忽喜忽忧,既自矜又彷徨的心态。因此,将他的词作与生平经历结合,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真实的心迹脉络,进而窥探到导致其晚年消极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层因素。

一、心迹梳理

关于朱敦儒的生平,笔者依照学界普遍采用的三分法,即以靖康之变前为前期,靖康之变至其告老致仕为中期,致仕退隐至去世为后期。以下将详细分析:

1.鲜衣怒马,自在风流(1081-1126)

朱敦儒人生的前四十五年(从出生直到靖康之变),基本是以故乡洛阳为核心,过着恣意狂放的潇洒生活。在当时即有词名,与陈与义等人并称“洛中八俊”,人称“词俊”。《宋史》本传载其靖康年间曾被召,自辞还。他的前期词作大体分为两种,其中一部分带有一定模仿痕迹的艳词,意义一般不大,令人瞩目的则是另外一些抒发自身狂放不羁性情的词作,如代表作《鹧鸪天·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唐代李太白洒迈绝尘,也只被称作“谪仙人”。朱敦儒将“谪”字都拿掉,以仙官自居,宣称疏狂性情是上天所赐,其狂放风貌可见。此词当时即脍炙人口,也为晚年的聚讼纷纭留下了一个大伏笔。

2.国破家亡,飘零尘网(1127-1149)

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丧,朱敦儒也背井离乡,开始南渡生涯。从他的词作来看,南渡路线大概是从中原沿运河入江苏,从江苏南下至江西,再到两广。与同时期大量南渡词人一样,他写有很多忧国伤时的作品,大体风格则显沉痛悲凉。作品中大量出现“泪”字,如“有泪看芳草,无路认西州”(《水调歌头·淮阴作》)、“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金陵城上》)、“曲终泪湿琵琶,谁扶上马,不省还家”(《芰荷香·金陵》)等等,不胜枚举。

在岭南稍有安顿,战局也逐渐转向僵持的情况下,朱敦儒的消极心态有所改观,出现了一些劲拔有气,甚至有建功立业思想的词作。如《蓦山溪·和人冬至韵》“追剑履,辞黄绮,珍重萧生意”,“黄绮”,汉代商山四皓,代指隐士,表明自己有不再隐居,而是学习汉丞相萧何匡扶天下的想法。又如《水龙吟·感事》“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沙塞子·大悲再作》“莫作楚囚相泣,倾银汉,洗瑶池,看尽人间桃李拂衣归”,这种积极风貌与漂泊时期截然不同。于是乎在宋高宗绍兴二年(或者说绍兴三年),朱敦儒应召出仕。

这次出仕的原因,或者是他的心态有所改观,或者是老朋友如陈与义等加以推动,又有人说是高宗杀文人的震慑效果,又有人说是迫于生计。总之他出来当了十几年的官,期间没发生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从政治立场看,这段时间他是站在秦桧的对立面上。邓椿《画继》记载朱敦儒画画不错,秦桧想借以笼络他,朱敦儒宁愿自黑那不是自己的画也要“退避不居”。这段时间他虽然还有怀念故国的词作,如《鹧鸪天》: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自从惊破霓裳后,楚秦吴歌扇里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

但明显情调又趋于悲凉,热情逐渐熄灭。更多词作则显示出他心灰意冷,欲去未去,如《鹧鸪天》“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作雪飞”。绍兴十六年,言官弹劾朱敦儒和抗战派大臣李光交结,罢了他的官。十九年,朱敦儒自请以本官致仕(退休),终于离开官场。

3.退隐江湖,晚节不保(1150-1159)

朱敦儒刚告老退休时也“照例”发了一些牢骚,如“因甚不听他,强要争工巧”(《忆帝京》)、“太平时,向花前不醉,如何休得”(《梦玉人引·和祝圣俞》)等。不过很快他就以闲适自遣,隐居于浙江嘉禾。隐居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冲淡闲远的隐逸词,达到了人生创作生涯里的又一大高峰。其中代表作当然是《好事近·渔父词》,如第一首: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这样情怀高洁的作品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周密《澄怀录》记载陆游的一段话:“朱希真居嘉禾,与朋侪诣之 。闻笛声自烟波间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 。室中悬琴、筑、阮咸之类,檐间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篮缶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如果朱敦儒的人生历程到此打住,那么即便还未尽善,也可以说是尽美了。偏偏在他人生接近最后的1155年出了一件大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载:“秦丞相晚用其子某为删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阳作诗,遂落致仕,除鸿胪寺少卿,盖久废之官也。”

依附秦桧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便有人找出朱敦儒年轻时那阙《鹧鸪天》,改成七绝嘲讽他言行不一:“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而且朱敦儒才刚出来做了十几天的官,秦桧就一命呜呼。紧接朱敦儒就被罢官,落了个大笑话。此事对他心态造成了沉重打击,再次回家的朱敦儒由闲适变成了颓废,词中充斥着消极厌世的思想,直到他去世前的《西江月》都是如此:

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

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

朱敦儒一生经历大致如上,反观他最后出仕的性质,有人直斥他是“晚节不保”,也有人替他开脱。同样是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就说“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遂,不敢不起,识者怜之。”对他报以相当的同情。事实上这些或许可以算是理由,但没法消除他的确折节出仕的污点。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争论孰是孰非,而是希望能够了解词人的内心,他是否真的言行不一,又为何如此。

二、求真得真

事实上,通观朱敦儒的《樵歌》全集,我们有感于这位词人将他一生的心迹变化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说朱敦儒不“真”,然而他却终究因为前后的“言行不一”惹来千古是非。细究词人一生心迹变化,我们发现始终有一个内在因素在加以左右,导致了其人生的悲剧,那就是性格的软弱。

从词人南渡时期忧国忧民词作的大体面貌可以看出,在那个动荡飘零的大环境下他的心境十分沮丧悲凉。同时代的南渡词人,即使是李清照一介女子,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不凡壮语,而朱敦儒常常只是以泪洗面。他还算积极向上的词作,基本都作于相对安定即将出仕的那个短暂时期,而一旦面临官场的失意,热情就又消散殆尽。同样,他早年的狂放不羁,和晚年的安闲自适,都是建立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上的。可见身为一个天性软弱的文人,他对自己的一切期许都需要足够的外力加以支撑。倘若外部环境变得恶劣,比如秦桧的权势压迫,他就很难主动去把持住自己的命运,落得言行不一的下场。

这还只是悲剧的开始。读《樵歌》,最令人压抑的当属他第二次罢归后的厌世颓废情调。词人没能通过反思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导致了我们认为的他晚年真正的悲剧。朱敦儒被逼出仕,有人对他表示同情,他也自认为委屈。诚然他有他自己的苦衷,但是他未能直面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最终将责任归结到世态人情上。有一阙《西江月》开篇即“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而一切不过“万事原来有命”罢了。由于对世情产生了根本上的否定,他开始不再着眼外物,转而封闭自己。《临江仙》词云:

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

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词人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足为凭,那么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要在意,只需要留心自己就行了。他把自身与外界彻底割裂,又作一篇《临江仙》:

信取虚空无一物,个中著甚商量。风头紧后白云忙。风元无去住,云自没行藏。

莫听古人闲话语,终归失马亡羊。自家肠肚自端详。一齐都打碎,放出大圆光。

用禅语入词,将世间万物视若虚空。道家教人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而朱敦儒则说纠结是祸是福还不仍是执妄,有何意义,不如全部打碎。再结合前举他去世前不久所作的《西江月》,视世间万物与自己一般都是做梦,几乎将自己平生所曾秉持的一切全部否定。词人晚年的消极思想几近于偏执的程度,无怪乎被薛砺若《宋词通论》称为“南渡前后最大的一位颓废派词人”。考其所以然,也是未能直面自己的软弱,逃避自我导致。朱敦儒作为一位成功展示自身多面性的词人,却终究没能把握住真实的自己,“希真”二字,令人感叹。

三、心声心画

“心声心画总失真”,文学史上太多的文人表现出了言行不一,人品不及文品的失态。试举与朱敦儒同时期的一例:

寒林烟重暝栖鸦,远寺疏钟送落霞。

无限岭云遮不断,数声和月到山家。

这首七绝读之可感清光鉴人。然而它的作者叫刘豫,北宋官员,投降金朝被扶持为伪齐政权皇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又何止“拜路尘”的潘岳而已。

事实上,千古文人除了反复批驳前人言行不一外,也有不少人回过头来审视立言与立身的关系,提出应该将立言同立身分开处理的观点。南朝梁简文帝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中就直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认为处世之道和文章风格的追求应该是不同的。赵令畤《侯鲭录》也记载了一个小故事:“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欧阳修这个“笑”说明他对“诗不可信”这个现象早已见怪不怪。这种思想与传统的道德文章观念有所不同,可以说比较客观,但是堕入末流,就又出现了一类恬不知耻的论调。清人笔记《啸亭续录》卷三记有王西庄事。此人工于心计,科场得意,为人极贪婪。人知其“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于是有人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他得意地答道:“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对于心声心画的关系,钱钟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95条有过一段专门的论述,与朱敦儒颇为贴合:“‘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虽然,观文章固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即,文章虽然不能真实地表现出作者的人格,但是至少可以印证作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朱敦儒的词没能把握住最真实的自己,但至少证明了他想成为以及自以为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所以文章即使未全如其人,也自有它的参考价值,不可一笔抹杀。

那么,在评价一个文人人格与作品的矛盾关系时,笔者认为就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加以裁断,也不能人云亦云。如果真要评论一个文人,那首先应该细读他的作品,了解他的经历、处境与心理变化,然后再得出自己的判断。钱钟书同样在《管锥编》里论道:“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若夫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概以自出心裁为自陈身世,传奇、传纪,权实不分,睹纸上谈兵、空中现阁,亦如痴人闻梦、死句参禅,固学士所乐道优为,然而慎思明辩者勿敢附和也。”也就是说,不同的作家,他们的性格,经历,环境等等都是不同的;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心境也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时期的文章,也因为体裁等原因有所不同;即使同一体裁,也会因命题不同而不一样。如果非要只以一个标准来裁断这些文章,那几乎就是胶柱鼓瑟,不能得其悬解。了解这一点,我们读文章、做学问、下论断,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结语

朱敦儒以其富有个性的词作为我们详细展现了一个无力文人在动荡的时局中的心迹变化与难以避免的尴尬悲剧。他的晚年政治上的“失足”确有可以理解之处,然而导致其颓废至死的命运悲剧的根本因素却仍在于他对自我软弱性格的不自知。在对这位词人叹惋的同时,对于“心声心画”是否失真的问题,我们也就不应流于表面的褒贬,而要深入考察作者的内心世界与文学的创作环境,然后才能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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